12月6日，國家發改委網站發布，經國務院同意，國家發改委會同自然資源部、生態環境部等部門印發《洞庭湖水環境綜合治理規劃》（簡稱《治理規劃》），標志著未來一個時期指導洞庭湖水環境綜合治理有了基本依據。

規劃基準年為2017年，期限為2018—2025年，其中近期為2018—2020年，遠期目標至2025年，并展望到2035年。規劃區范圍27.16萬平方公里，包括洞庭湖流域以及洞庭湖區荊州市江北部分。

2014年國務院批復了《洞庭湖生態經濟區規劃》，為何此時又要出臺《治理規劃》？重點從哪幾個方面開展綜合治理？有何政策保障？就此，紅網時刻記者對《治理規劃》進行了梳理。

背景：部分地區供水保障能力不強、水體污染形勢嚴峻、生態系統退化

2014年，國務院批復了《洞庭湖生態經濟區規劃》。這幾年來，湖南、湖北兩省大力推進洞庭湖地區經濟轉型升級和綠色發展，洞庭湖水環境治理工作取得明顯進展和成效。

主要體現在，規劃區目前已形成蓄、引、提、調水源工程相結合，排灌渠系相配套的水資源綜合利用體系，防洪減災能力得到明顯提升。

2016—2017年，湖南在湖區集中實施水環境綜合整治專項行動。累計疏浚大中型溝渠4.3萬公里；基本實現禁養區畜禽規模養殖退出；依法拆除天然湖泊矮圍網圍，整治河湖岸線長度4613公里，清理垃圾38萬噸；全面排查工業企業排污情況，累計整治2860家不達標企業。加強城鄉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，總磷等主要污染物年排放總量逐步減少。

但受發展階段和發展方式制約，以及近年來入湖江河水文節律的變化，洞庭湖面臨部分地區供水保障能力不強、水體污染形勢嚴峻、生態系統退化等問題。

為此，《治理規劃》明確，到2020年，洞庭湖區城鄉供水安全能力進一步提高。到2025年，洞庭湖區城鄉供水安全全面保障，規劃區水生態環境質量顯著改善，生態系統良性發展。到2035年，生態環境根本好轉，規劃區水生態環境質量全部達標，建設美麗洞庭湖目標基本實現。

重點：劃定供水安全保障等三個治理區，全面實施固定污染源排污許可制度

根據規劃目標和治理任務，為進一步突出重點，《治理規劃》明確，劃定供水安全保障重點治理區、水污染防治重點治理區和水生態修復重點治理區。

供水安全保障重點治理區為四口水系地區、洞庭湖其它地區。在治理區范圍內，全面推進節水型城市建設，推進再生水和雨水等非常規水源利用。推廣節水器具應用，推行階梯式水價。

采取“引水、蓄水、配水、活水”等綜合措施，建設一批蓄、引、提水源工程。在洞庭湖周邊鼎城區、汨羅市、澧縣等丘崗區，新建或擴建水庫水源工程，提高水源保證率。

對供水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集中式飲用水水源，科學編碼并劃定水源保護區。對供水人口小于1000人的飲用水水源，參照有關技術規定加大保護力度。實施中途加壓站和配套管網延伸工程，將具備條件的城鎮周邊農村居民納入城鄉一體化供水。

水污染防治重點治理區為，規劃區72個水環境控制單元中對洞庭湖水質具有重大影響的17個控制單元列為優先控制單元，并組成水污染防治重點治理區。

在治理區范圍內，加快城鎮污水處理廠建設，新建城鎮污水處理設施要嚴格執行一級A排放標準。加快實施洞庭湖區生態敏感區域城鎮污水處理設施提標改造，全面達到一級A排放標準。

新設立和升級的工業集聚區必須同步規劃和建設污水、垃圾集中處理設施。全面實施固定污染源排污許可制度，推進重點行業氮磷排放總量控制，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專項執法檢查力度。

水生態修復重點治理區為東洞庭湖濕地等4處重要濕地、壺瓶山等5處國家級或省級自然保護區、南洞庭湖大口鯰青蝦中華鱉等2處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的部分生態受損區域，以及其他集中連片、破壞較嚴重的生態敏感區域。

在治理區范圍內，建立并完善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制度，在國家級濕地自然保護區和國家、省級重要濕地開展生態補償試點。重點對大通湖、珊珀湖、天星湖等面積大于1平方公里的水生態環境較差湖泊開展生態修復，建立良好的生態系統。

加強生態湖濱帶和水源涵養林等生態隔離帶的建設與保護，逐步減少洞庭湖人工種植蘆葦面積。在確保生態功能不降低的前提下，對防風防浪林和抑螺林逐步進行樹種調整。

保障：引導生態受益者、社會投資者對生態保護者進行補償

《治理規劃》明確，地方各級財政要統籌資金渠道，優化支出結構，突出治理重點，在避免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前提下，加大對洞庭湖水環境綜合治理的投入力度。

在城市供水、垃圾污水處理、廢棄物綜合利用等領域，規范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（PPP）模式，有效盤活存量資產，積極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項目建設。建立并完善市場化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，引導生態受益者對生態保護者進行補償，引導社會投資者對生態保護者進行補償。

加快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，完善應急處置體系建設，全面提升洞庭湖生態環境監測和監管能力。研究出臺湖南省洞庭湖條例，加強對洞庭湖生態環境的司法保護，強化依法治湖。健全環境保護信用評價、信息強制性披露、嚴懲重罰等制度，將企業環境信用信息納入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和公示系統，建立環境污染“黑名單”制度。